8月1日,我军开始换穿07式军服。其中一个亮点,就是增加了军人姓名牌,这使我军军服更加美观大方,而且更加符合国际化潮流。与此同时,由姓名牌引发的军人身份牌的话题,也更加受到部队官兵关注——
军人身份牌的由来
军人身份牌最早出现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。当时在林肯所领导的北方军队,参战官兵为了能使自己的身份在伤亡时得到尽快确认,纷纷制作了5厘米见方的小牌子,刻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、姓名等内容,用细皮绳穿起来挂在脖子上。看似简单的小牌子,却为救护队及时识别伤亡者的姓名、血型、联系人,快速救护伤员赢得了时间,为准确辨别阵亡者的遗体提供了依据。同时,也开创了世界军事史上军人佩戴身份牌的先河。
从1918年开始,美、英军队普遍为参战官兵配备了身份牌,还编制了代码,官兵称之为“军号”。二战时,许多参战军队为官兵配发了金属身份牌,战争末期,美军又把身份牌增加到每人两枚,官兵阵亡后,战友会把阵亡者两枚身份牌中的一枚放入其口中,另一枚随亡者衣物一同包裹,救护队员根据身份牌上的记录妥善处理有关事宜。官兵退役时,一枚身份牌上交所在部队统一保管,另一枚由个人终身留念。
近年来,外国军人身份牌的信息含量和科技含量逐渐提高。美军在其中加装了磁条、条形码和微型芯片,除了存储传统的官兵信息外,还注入了指纹、面相、DNA和医疗史等详细资料,使军人身份牌又增加了生物特征、医疗经历、个人资讯等方面的信息。
军人身份牌的功用
外军的实践表明,军人身份牌的特殊功用是其它装备无法取代的。随着现代战争突发性、残酷性和险恶性的增强,军人身份牌的作用和功能将更加突出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一方面,身份牌是证明军人身份及浓缩多项信息的“黑匣子”。战时,身份牌是战场上识别敌我人员最好的手段,如核查冒充我军人员的特工等非常方便快捷；日常生活中,对那些冒充军人行骗的犯罪分子也是一个有力的制约,尤其是有了磁卡识别后,是一种核查、打击假冒军人犯罪十分有效的载体。战斗中,小小身份牌能为救护重伤员争取到宝贵的时间。未来战场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应用,使得战斗空前残酷,一些官兵牺牲后遗体无法辨认,此时,坚固的身份牌犹如失事飞机的“黑匣子”,成为有效确认遗骸的证据。近年来,我军参与国际反恐、维和、救援及国内抢险救灾等任务增多,随时面临伤亡的威胁。因此,即使是和平时期,配发军人身份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另一方面,身份牌是培育战斗精神、强化战斗意志的特殊载体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对官兵个体的尊重是增强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荣誉感的基础。封建社会对士兵的生命是不尊重的,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那些战死的士兵被遗弃大漠戈壁或荒野之外,无人知晓,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名字。一个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的人,对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让官兵佩戴身份牌,既体现了对官兵的尊重,同时还给人一种时刻准备出征的心理暗示,是增强战斗精神的具体体现。
军人身份牌符合国际公约规定
装备佩戴身份牌,是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应承诺遵循的国际规则。根据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,各缔约国应当给自己的军人佩戴明显的标识,以便于识别和救护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：“对军人应给以身份牌。身份牌最好用双身份牌,以便战俘死亡时,一半系在身体上,一半送达后方造册和登记。”1956年11月,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冲突各方应尽速登记落于其手中每一敌方伤者、病者,或死者之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之事项。可能时,此项记录应包括：所依附之国；军、团、个人番号；姓名及出生日期；身份证或身份牌上所表明之任何其它事项；被俘或死亡之日期及地点；有关伤病之情况或死亡之原因。”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冲突各方应在情况许可下将死者分别埋葬或焚化之前,详细检查尸体,如有可能应经医生检查,以确定死亡,证明身份并作成报告,双身份牌之一半,或整个身份牌,如其系单身份牌应留于尸体上。”
革命战争时期,我军斗争环境艰苦,财力物力有限,军人身份牌的问题无暇顾及,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：一些烈士墓里掩埋的英烈不知道姓甚名谁,不少革命前辈英勇献身,却不知忠骨埋在何方。和平时期,军队在抢险救灾等过程中偶有伤亡事故发生,但由于没有身份牌,难以区分遗体而需要做DNA鉴定来确认。我军长期以来沿用的做法,是在官兵的军服、帽子的指定位置填写姓名、单位和血型等项目。这种身份识别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,但由于这种身份标识物极易被焚毁、腐蚀和损坏,很难适应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需要,亟需改进。
目前,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的军队没有装备佩戴身份牌,我国作为日内瓦公约的签订缔约国,应该考虑适时装备佩戴军人身份牌。
（作者单位：空军政治部司法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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